郑和下西洋起锚地在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由于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且船队航行至婆罗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谓“西洋”），故名。

　　事件起因

　　寻建文帝说

　　建文元年到四年（1399-1402年），燕王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最后攻下国都应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不知所踪。在明代，顾起元曾引述他人之语，称建文帝亡命海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含有寻找建文帝的用意，郑晓、沈德符等也均有此怀疑。此后，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以及清代官修《明史》之《郑和传》与《胡濙传》均收录这种说法，近现代学者如许立群、范文澜也曾加采用。

　　宣扬威德说

　　如果说寻找建文帝下落的说法主要出于猜测，那么宣扬国威说则有原始史料根据。对于宣扬威德这一点，学界有多种解读。其一，认为下西洋是为了“通好他国，怀柔远人”，践行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并认为所谓 “耀兵异域”的说法应该有所修正。其二，认为这从根本上出于明成祖本人的好大喜功，即以天朝上国自居，而令蛮夷国家畏威怀德、输诚纳贡。其三，认为下西洋并非出于“夸多斗靡”的目的，而重在宣扬德化。

　　军事目的说

　　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是针对帖木儿帝国而采取的行动，具体又包括联络印度抗击帖木儿等说法。但郑和下西洋开始时，帖木儿本人已经去世，其继承者则同明朝关系友好，加之该国已经开始分裂，帖木儿帝国不再对中国西陲形成威胁。

　　此外，朱国祯认为郑和下西洋有避免张士诚旧部通倭的用意。郑一钧进一步指出，明初对南粮北运采取海运方式，永乐年间则先后改为海陆兼运和单行漕运，让不再负责运粮的海员参加郑和船队，可以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并避免他们铤而走险、勾结倭寇等等；但他同时认为，这些只是郑和下西洋的积极效果，而非其动因。李新峰则结合下西洋与明成祖北伐在时段上的关系，推测朱棣或许对以南方军士为主体的水军缺乏信任，故在皇帝离京、北伐时尽量派水军出洋以消除隐患。

　　建立政治秩序

　　在外交及军事方面，郑和下西洋颇有建树。在总体保持和平的同时，郑和船队也使用武力，打击了斯里兰卡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的统治，消灭篡夺王位的苏门答腊君主苏干剌，惩治海盗陈祖义，并在东南亚扶植由施氏华侨统治的旧港宣慰司。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使明王朝在东南亚全面建立起华夷政治体系；而这种政治秩序由于是基于传统的“王者无外”、“怀远以德”的观念，故总体上是非侵略性的。

　　郑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禁海政策，开拓了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等形式。

　　朝贡贸易以奢侈品（例如香料）为大宗，甚至有学者认为寻找海外香料、满足国内需求，是促成郑和下西洋的一个根本原因。官方贸易是在官方主持下展开，遵循平等自愿、等价交换等原则，其使用的“击掌定价法”传为美谈。民间贸易则由私人自发展开，例如据考证郑和船队的官兵便可以携带商品在沿线国家展开贸易。

　　宗教文化

　　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传播， 《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被认为是这方面的一项证据。在伊斯兰教的输入方面，郑和船队的分船队曾经到达天方国，带回了该国大清真寺的写真画本，加强了中国和伊斯兰教文化区的联系。郑和船队也在海外传播佛教，《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就是这方面的例证。还有推测称，以天妃信仰为代表的道教也随郑和船队在海外传播。